德國當代社會學家Ulrich Beck指出，「沒有呼吸，就沒有社會行動」，這個理所當然的常識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傳統社會學的盲點。社會學家太常將社會以外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的，大自然要麼是社會生活的背景，要不然就是人類開發的對象。
越是到晚近，這種狹義的社會學思考(sociologism)面臨了生態學的挑戰。生態學揭露了有機體與環境互為依存的緊密關係，然而，在一開始時，這項探索並不將人類視為其研究對象。一直到晚近，生態學家才發現人類並不是享有生態法則的豁免權，社會與自然的互動遠比想像的更深遠。因此，如何「將環境帶進來」(Bring the Environment Back In)成為研究者所需要面對的課題，社會學也必得重新思考以往忽略的問題，例如經濟成長的同時是否也帶來負面的傷害？工業社會的發展模式是否能夠永久持續？以科技征服自然是否必然導致社會階層化與不平等？要解答這些問題，我們需要解放社會學的想像力，重新釐清社會與自然的互動關係。
因此，環境問題是涉及了科學技術的問題。在科技主導的當下，新的環境污染不斷地被創造出來。相對於科技菁英的宣稱，當前科技並不是來自於人性，而是來自於資本積累的結果。為了開創新的利潤，為了創造新穎的商品，我們所處的世界成為了「副作用的社會」(society of aftereffects)。因此，只當行動手機成為市場主流時，我們才發現電磁波的危險。然而，奇特的是，要診斷出新科技所帶來的風險，則是需要科學知識的介入。科學在此的角色是雙重的，一方面它帶來新的不確定性與傷害，另一方面，只有透過科學，我們才能建構出一個低風險的社會。
另外，環境問題也是一個攸關民主的問題。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，能和平地、有效地解決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問題。但是在當代的風險社會下，環境也被政治化，成為需要政治討論與政治解決的議題。在公民權的討論中，環境權或生態公民權成為新開發出來的議題。然而，在科技官僚的主導下，環境與社會成為了專家的禁臠。種種以科學之名的社會工程並沒有取得大多數人的真誠同意，反而驕傲地凌駕於民意之上。將環境議題政治化是邁向公共化的第一步，唯有如此，我們能建立一個與自然更和諧的關係。